中国鸣虫简史

23du

中 国 鸣 虫 简 史

中 国 鸣 虫 简 史
人们也许还记得电影《末代皇帝》中接近尾声时的一个画面：身着中山装的傅仪先生再次回到紫禁城（今日的故宫博物馆），去寻找当年最美好的回忆。只见他矫健地跃上高高的御座，从熟悉的座椅下掏出一只昔日装蝈蝈用的精美的葫芦罐，他略加凝视后便转身递给正以好奇目光注视着他的一位带红领巾的男孩这一组镜头形象地点出了中国鸣虫文化的历史渊源。
　　中国有对鸣虫观察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公元前11 - 6世纪）和《尔雅》（公元前5 - 2世纪）。据此可知，中国人对昆虫鸣声的欣赏已有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上述两书共记载昆虫近百种，其中有吟蛩、螽斯、蟋蟀等多种鸣虫。
　　事实上，中国人对鸣虫的认识远早于此，这可以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甲骨文中得到证明。甲骨文中的“夏”字形似蝉，而“秋”字则形似蟋蟀。这说明，远古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界季节的变化是通过某些指示生物来感知的，这就是现代物候学所研究的对象。同于昆虫的鸣声较其他生物行为更易于被人们所察觉，鸣虫成了最敏感的物候指示生物之一。蝉声噪噪，指示着夏天的来到；蟋蟀声声，则表明秋日已至。农历第三个节气名为“惊蛰”，就是昆虫觉醒的意思。如果冬眠的昆虫蠢蠢欲动，人们便知道该是春耕时节了。《诗经》的《国风.幽风.七月》篇中，对昆虫出现的时令节气、行为及栖息场所等作了更说细更形象的描写：“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转引自邹树文，1981）。这里所说的斯螽、莎鸡、蟋蟀，，都是鸣叫昆虫。
　　大多数鸣叫类昆虫在夏末秋初成熟，秋天便成了昆虫歌手们动股振羽、引昂高鸣的季节。秋去冬来，万物亦将进入一个休生养息的阶段。人们常感叹秋天的短暂，嘀嘀不休的鸣虫便也成了悲秋之虫，成了寄托人们孤独、失意、思乡、怀旧等各种悲切、伤感情绪的小生灵。文人墨客闻虫鸣而生情，借鸣虫以传情，写出了无数篇吟咏鸣虫的传世诗丈。咏鸣虫诗篇最早见于《楚辞》中，最盛是唐朝及以后各朝。杜甫的《促织》（即蟋蟀）早已被译成英丈，成为中国鸣虫文化的代表作（Itaufer，1927）：“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明朝张弼的《络纬词》（络纬，亦叫纺织娘，是一种螽斯）则借虫发挥，论物明理，寓义深刻：“络纬不停声，从昏直到明。不成一丝缕，徒负织作名。蜘蛛声寂寂，吐丝复自织。织网网飞虫，飞虫足充饥。事在人为不在声，思之令人三叹息。”
　　如果说在唐朝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人们仅仅是欣赏各种野外昆虫优美动听、令人生情的鸣声，那么从唐朝开始，人们则把鸣虫畜养在各种笼器内，以便随时随地能聆听其独特的韵律。《开元天宝遗事》（公元742～759）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由此可知，以鸣虫为宠物而畜养起始于唐朝宫女中，这是不难理解的。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贫乏的宫女们，不惜用“小金笼”喂养鸣虫，以“卿卿”虫声来伴随她们度过一个个孤寂的长夜。这与其说是欣赏小虫幽雅的鸣声，倒不如说是一种同病相怜的慰藉。这一起始于皇宫的典雅爱好，很快便传人民间，甚至传到日本，并一直流传至今。
　　蟋蟀不仅善呜，而且好斗。陆佃的《尔雅冀》中记蟋蟀“好吟于土石砖瓦之下，尤好斗，胜辄吟鸣”。王逵在《蠢海集》中载“蛋阴性妒，相遇必争斗”。这实在是人类对蟋蟀好斗习性的最早发现。现代的动物行为学研究表明，许多动物都有对领地的占有习性。多种蟋蟀在野外挖洞穴居，它们的领地占有习性特别强烈。同性个体，只要狭路相逢，必然要斗个你死我活。大量文史资料显示，至少从宋朝开始，斗蟋蟀已成了一项相当普遍的娱乐活动。当时，“家家皆养促织”，“不论老幼男女，皆以引斗为乐”（袁宏道《 织志》 。从景德镇出士的大量“大明宣德年制”的精湛瓷器蟋蟀盆罐（Barnes,1995），足已说明，斗蟋蟀活动在当时真可以说是从皇帝到百姓，风靡全国。形象地描绘了清朝未年上海的一个蟋蟀俱乐部内市民们斗蟋蟀的 情景。在清朝的一个时期内，因蟋蟀有“促织”的雅号，每年秋 季，斗蟋蟀曾经由官方的织造府主持，邀集养虫名家前来会斗，颇象现代的体育大赛（孟昭连，1992）。在台湾，民间仍保留 着这一风俗。是现代的一则斗蟋锦标赛广告。在上海、天津等地，亦有不少现代的蟋蟀俱乐部。当然，正如其他任何一项有输赢的娱乐活动有可能被用来进行赌博一样，斗蟋蟀也因此卷入赌博而一直名声不佳。然而，斗蟋蟀活动的丑陋的一面，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传统昆虫文化活动内在魅力的开掘。相反，倒是对有识之士提出了对斗蟋活动的正确引导和健康 发展的问题。
　　斗蟋蟀之所以对人们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能成为一项普及到民众百姓的活动，除了这项活动十分简便易行、不必花费很多的本钱即可开展之外（蟋蟀土生土长，到处可获），主要的也许应归功于昆虫斗士的勇武精神之所在。人类所崇尚的顽强无敌、勇决胜负的武士风采都可在这些微小生灵上找到，其 “英猛之态，甚可观也”。不少种类的蟋蟀不仅能与人类和平共处（它们常栖息在村落庭院附近），“暖则在郊，寒则附人”“此君子之所以取而爱之者，不为诬也”（贾似道《促织经》）。蟋蟀的这些可爱之处是其他小生物所不具备的。人们能在方寸之地，观赏两雄相斗拼搏撕咬的精彩场面，其惊险与激烈之程度，不亚于西班牙的斗牛和现代的摔跤，实在是一种少有的娱乐和享受。难怪小小蟋蟀被誉为“天下第一虫”（王世襄，1993）。
　　中国的斗蟋活动尤以出了“蟋蟀宰相”贾似道和“蟋蟀皇帝”朱瞻基（明宣宗）而闻名世界。然而，就是这个贾似道（1213 ～1275），汇总了历代蟋蟀迷们的经验和体会，编著了一部集哲学、文学和科学为一体的《促织经》，这在世界范围内，无论从昆虫文化还是从文化昆虫角度看，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开篇明理，论日：“天之生物不齐，而入之所好异也”。他认为，人的爱好不是强加的，而是人的真倩的流露，“好非外铄，吾性之情发也”，“天下有容不尽之物，君子有独好之理”。贾似道在他的书中不仅从形态上剔除了一批非斗蟋类的昆虫，阐述了从不同生态环境中得来的和具不同形态特点的蟋蟀在斗性上的差异，而且详细记述了蟋蟀喂养凋理的要点，如何合理运用雌虫 来争强其斗性，各种外伤内疾的治疗，以及选盆用器的要领，甚至还记述了体外寄生的螨类对蟋蟀斗性的影响。这些文字记载无异是人类对蟋蟀类昆虫认识的重要贡献，当然，其中亦有不少缺乏科学依据的论述。《促织经》的诞生，表明了斗蟋蟀活动已从自然状态型的游戏向智能型的科学一艺术活动的过渡，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象形文字的局限性，这些知识并未纳入整个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体系之中。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渐为西方人所注目（Laufer， 1927；Gressitt，1946；Cammann， 1967；Kevan，1985；Hoetal，1989等）。当西方人知晓斗蟋活动的细节后，实在为中国人的聪慧感到惊喜不已。例如，直到最近十年，有人才发现用小毛刷刺激雄性蟋蟀可增强其赢得争斗的信心（Simmons，1986），而中国人早已在斗蟋娱乐中自如地运用了蟋蟀草的技艺。
　　与斗虫相比，鸣虫则是有其益而无其害，因此更得历代文人雅士和普通百姓的青睐。玩赏鸣虫，不仅经久不衰，而且自明朝以来，品种不断增加，从蛉虫、蟋蟀类，扩大到金钟、螽斯类。袁宏道在《促织志》中首先提到蝈螽和纺织娘，但他将二者 混为一谈：“有一种似至蜢而身肥大，… 南人谓之纺线娘。食丝瓜花及瓜瓤，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刘侗在《帝京景物略》则更详细描绘了日本钟蟋（俗称马蛉或金钟）：“有虫黑色，锐前而丰后，须尾皆歧，以跃飞，以翼鸣，其声蹬绫绫，秋虫也。暗即鸣，鸣竟刻，明即止。瓶以琉璃，饲以青蒿，状其声名之，日金钟儿。”蝈蠢则写道：“有虫便腹青色，以股跃，以短翼鸣，其声聒聒，夏虫也，络纬是也。”并描记了其他三种鸣虫：“促织之别种三：肥大倍焉者，色泽如油，其声‘呦，呦”，曰油葫芦。其首大者，声‘梆’，日梆子头。锐喙者，声‘笃，笃’，日老米嘴，诸不能斗而能声。”从以上记载中可以得知，人们对鸣虫种类的识别已增加到八九种之多。
　　前人对鸣虫的喜好，不仅是对其鸣声的欣赏，而是继承了古代原始的“昆虫崇拜”。《诗经》中的“螽斯羽铣铣兮，宜而孙振振兮”，用螽斯的多子象征子孙繁盛。这在明太监若愚的《明宫史》中有记载：“祖宗为圣子神孙，长育深宫，阿保为侣，或不知生育继嗣为重，而专宠一人，未能缚贯鱼之泽，是以养鸽，复 养螽斯，千婴，百代名其门者，无非欲藉此感触生机，广嗣耳。… 由此可见，螽斯之类的鸣虫在当时已等同于鸽子，并以虫名作为宫门的名称。其用意同样是使皇帝见景生情，感触动物的生机，以多生“龙子”。
　　对鸣虫进行人工繁殖很可能始于明代，这可以从明末刘侗的《促织志》中看出。该书在专门的“留虫”一节中写道：“促织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胜，秋尽则尽。今都人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士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动；又伏七、八日，子出，白如蛆然。置之蔬叶，仍洒覆之。足翅成，渐以黑，匝月则鸣，鸣细于秋；入春返僵也。”这种用士炕进行批量人工繁殖蟋蟀的 方法，仍在今日的北方沿用着。
　　到了清代，作为一种恰情养性的玩物，鸣虫受到宫廷的格外钟爱。康熙皇帝就很喜欢鸣虫，每年灯节，观灯、赏花、聆听虫鸣是他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据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载：“本朝改为南花园，杂植花树，凡江于、苏、松、杭州织造所进盆景，皆付浇灌培植。又于暖室烘出芍药、牡丹诸花，每岁元夕赐宴之时，安放乾清宫，陈列筵前，以为胜于剪彩。秋时收养蟋蟀，至灯节则置之鳌山灯内，奏乐既罢，忽闻蛩声自鳌山中出。”另据乾隆皇帝本人在《咏络纬》一诗后的“自序”中叙述：“皇祖时，命奉宸苑使取络纬种，育于暖室，盖如温花之能开腊底也。每设宴，则置绣笼中，咭咭之声不绝，遂以为云。”看来，当时清宫中是设有专门负责繁殖鸣虫的工匠的，他们能按时育出各种鸣虫，供各种喜庆场合之用。
　　从清朝开始，畜养鸣虫，不仅仅局限于皇宫御园中，而是成了寻常百姓的爱好，并似乎更偏爱于那些能度过寒冷季节的冬虫。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载，乾隆时期“少年子弟好蓄秋虫，日胎胎，……此虫夏则鸣于郊原，秋日携来，笼悬窗牖，以佐蝉琴蛙鼓。能度三冬，以雕作葫芦，银镶牙嵌，贮而怀之，食以嫩黄豆芽、鲜红萝卜，偶于稠人广座之中，清韵自达官贵人前突出，非同回壁蜜声助人叹息，而悠然自得之甚。”当寒冬降临，乡野一片寂静时，得宠于人们怀中的小虫仍能振翅高鸣，这无疑给进入漫长冬季的人们带来几分大自然的亲情，“盖其鸣时铿锵断续，声颤而长，冬夜听之，可悲可喜，真闲人之韵事也”。然而与秋虫相比，冬虫身价倍增。清末富察效崇的《燕京岁时纪》中详细记载了各种鸣虫和斗虫在不同季节的时价：“京师五月以后，则有聒聒儿沿街叫卖，每枚不过一、二文。至十月，则摊熄者生，每枚可值数千矣。七月中旬则有蛐蛐儿，贵者可卖数金（有白麻头、黄麻头、蟹咳青、琵琶翅、竹节须之别），以其能战斗也。至十月，一枚不过数百文，取其鸣而已矣。蛐蛐儿之类，又有油葫芦。当秋令时，一文可买十余枚。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对于价格昂贵的冬虫，能买得起的，恐怕只有富家子弟，而非一般“少年子弟”。贫家子弟则往往以孵育鸣虫为营生，并因此形成了一些专家，玩出了不少花样，经营者还有特殊的行业标志。据《顺天府志》记载：“蝈蝈兴使楝子以铜渣和松香为膏点镜上，即振羽带铜音。出卖者以针插帽为标志”。将铜渣和松香涂于鸣虫的前翅，即所谓的“点药”术，现在仍在北方时兴。这种方法可使鸣声变得更为宽厚动听。
　　晚清以后，玩赏鸣虫几乎已普及到千家万户，为各阶层人士所青睐。如今的虫迷和虫商们仍以北宋大诗人苏轼、名僧佛印大和尚、山谷道人黄庭坚、元代大画家云林叟、当代著名戏曲演员谭鑫培、文物鉴赏家王世襄等是玩虫行家而引以为自豪。广泛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鸣虫人工繁殖行业的兴旺，以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为盛。
　　旧时北京人称鸣虫繁殖业为“份虫儿”，方法基本沿袭明代的士炕繁殖法。当时的北京城里，冬季的虫市比夏秋季来得旺。售虫者有担大纸箱的“油葫芦挑子”：箱分上、下两层，下层置炭盆，微火以保温；上层摆各种带虫的虫罐。有顾客选购时，卖主以鼠须做的探子逗虫鸣叫，听虫声优劣而议价。售虫者常同时带各式葫芦，配口配盖，当场制作。挑担者以出售普通鸣虫为主。亦有怀揣葫芦，串街走巷叫卖的揣卖者。购者闻声，引虫败入室内，精心挑选。揣卖鸣虫多为上品，价虽高，却能购得好虫。今日北京城里的冬季鸣虫市场（车公庄），不仅有专职的如“蝈蝈白”（据称已是第四代传人）那样的鸣虫专业户，他们自繁自销，兼做批发与零售；也有退休的鸣虫爱好者，通过零售鸣虫与同行切磋养虫技艺，与顾客交流玩赏趣事。他们现在已改用保温性能很好的泡沫塑料盒，下层用灯泡或热水给上层的虫罐加温。
　　京人对鸣虫的喜好，极大影响了邻近的天津。自本世纪初，天津就有专以孵育冬虫为业的暖房，暖房进而发展成为专营各种鸣虫的店铺。这些店铺秋营斗虫，冬营鸣虫，并兼营各式虫具。早年河北大街的“全义店”和后来西关街的“永胜店”都是天津很有名气的蟋蟀专卖店。如今，天津的鸣虫市场（大丰桥和一宫）不仅批发各种人工繁殖的冬令鸣虫，而且还生产大量虫具，尤以制作精制古朴的葫芦虫具著称。形成鸣虫市场内制作葫芦虫具的专业户。
　　在南方，无论是上海、广州、香港这样的大都市，还是南京、杭州、苏州那样的中等城市以及安徽屯溪那样的小县城，都有规模不等的呜虫市场，尤以上海的鸣虫市场规模最大。上海及苏南一带的鸣虫畜养亦始于本世纪初，以分布在江、浙、皖邻近山野的蛉虫类，如大、小黄蛉，花蛉，墨蛉，金蛉子等为主要虫源。早先，产地的农民知道城里人爱玩鸣虫，便利用农闲时间捕捉各种蟋蟀类蛉虫，装于带有玻璃的小纸盒内，直接进城沿街叫卖。蝈蝈、姐儿等螽斯类鸣虫，则是由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远道挑来出售。每到夏天，在上海的街头巷尾，随时可见装于小竹笼或高粱秸笼内的蝈蝈、姐儿等鸣虫。随着鸣虫爱好者队伍的逐年扩大，如今的上海已有好几个相当规模的鸣虫市场（江阴路、文庙路等），并在产地和市场之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购销批发网。每到鸣虫成熟季节，一批鸣虫收购专业户便上山下乡，坐镇于产地，从当地的鸣虫收购户中收购大量鸣虫。这些收购商再将鸣虫批发给各个市场的鸣虫零售商。虽然上海也有一些鸣虫人工繁殖的专业户，但规模不及北京和天津，上海市场冬令鸣虫的来源产要是由京、津两地暖房提供的，而北方鸣虫市场的蛉虫类鸣虫则大都由上海鸣虫市场提供。在鸣虫笼盒工艺主面，上海以擅长制作有各种镶嵌的竹、苇、木、有机玻璃等精巧虫盒而著称。位于苏州郊外的陆墓镇，则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泥制蟋蟀盆罐——著名苏盆的 正宗产地。
　　具有传统色彩的中国鸣虫畜养和欣赏活动能流传千年而不衰，并随着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人们的安居乐业，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有其内在的魅力。人们通过从野外捕捉或市场选购，家中喂养，到聆听鸣声，观赏两雄相斗等的一系列活动中，不仅可享受到大自然和似通人性的小生灵所给予的无穷乐趣，还可从中学习到不少有关昆虫的科学知识，并从种类繁多的鸣虫得到独特的艺术享受怡情养性。人们对这一活动的兴趣之浓厚，历史之悠久，涉及面之广，是其他任何对野生动物有着同样兴趣的民族所无法相比的。如今，畜养鸣虫不仅仅是一项普及的娱乐活动，而全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反映了人类对反朴归真和回归大自然的追求。这一迎合时代潮流的民族文化活动一定会随着其科技含量的增高，得以稳步发展，并逐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