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与养狗许可证

海南爱狗人

几年前我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那时候，公司已经濒临破产，作领导的呕心沥血，到底把身子熬垮了，住进了医院，去看望的同事回来说，肝有点儿大。
　　据我所知，所有的同事都去看望过，除了我。这件事要怪只能怪马霞，因为她事后才想起来开导我，领导生病一定会有很多去看望，但究竟谁去看望过他，很可能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牢记不忘的倒是没去的人，等我弄明白这个道理时，领导已经出院了。后来，我被安排到公司一处闲置的房产看大门，不知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上小学的时候，排队时要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班级有多少学生，当老师的心知肚明，不用说你也想得到，与其说是统计排队的人数，本质上则着意于缺席的人数，坊间流传一句老掉牙的笑话，叫做“没来的举手”，正是站在队列前面的人的胸臆。
　　之所以提出这几件小事，是因为我总觉得这个世界有点不对劲儿。例如我的车主要求我每天交车前不必加油，只按照行驶里程把油款交给他就行了，有时候回程路过加油站，顺便把油加了，他就非常地不高兴，认为我怀疑他在油款上沾便宜。
　　我们已经被训练成这样的人：凡事总要从最坏处着眼，叫做“从最坏处着眼，往最好处努力”对待事物是这样，对人更是这样。你被公安叫去问话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坏人了，你要说你不是坏人是好人，就必须证明这一点。
　　我是个开车的，对与汽车有关的事情比较关心，不知道当初第一辆汽车开到马路上的时候，是否有牌照，我想也许有，但也许没有，因为无论如何，在第二辆汽车被制造出来并且开到马路上之前，给这个绝无仅有的机器颁发牌照并无实际意义。
　　如今的汽车，必须悬挂号牌才能上路行驶，从更为实际的意义上应该这样理解，那就是，你必须小心操纵这个由金属、塑料和橡胶合成的怪物，万一撞了人，你要做的只能是老老实实呆在那里，等候有关人员前来收拾你，除非你能确定，唯一看到你汽车牌照的人已经被你撞死了，否则，逃跑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像一个人被要求把身份证号码印在衣服上，穿着这件衣服，你可以自由出入所有允许公民自由出入的场所，比如商场、车站、电影院等等，但是你不能干违法的事情，因为，一旦你这么干了，你身上的号码就会暴露你的身份，警察根据这个号码，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你捉住，然后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有些汽车由于具备某种特殊性，光有号牌还不够，还要设置更直观更易于记忆的标志，比如出租车，除了要在驾驶台上陈列司机本人的“服务卡”之外，至少在大连这地方，还要在车子内部的显要位置张贴某种动物的图片，这些图片连同车号在出租车管理处备案，例如我这部车是一只食草恐龙，编号68，假如有人在我的车上受到非人待遇，或者下车时，不小心把卫生巾遗落在车上，那么，只要打电话到投诉科，说68号恐龙如何如何，投诉科的人打开电脑，立刻就能把我揪出来。
　　不过谢天谢地，我还从来没被揪出来过，因为我拾到的东西大多不值几个钱，所以即便见财也不能起意，而且如今，算得上美女的，大都坐在私家车里面，因此也没多少机会见色起意，但是，只要我还在干这一行，被揪出来也是迟早的事，因为我载的客人都知道，我是68号恐龙。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便易侦查兼威慑性质的管理手段，具体讲，是以遏止违法犯罪为主旨的预防策略，其基本思路，是将每个出租车驾驶员都作为潜在的违法者，毋庸讳言，这同我们的户籍制度同出一典。
　　孙志刚之所以被打死，是因为他没有“暂住证”，这样，他在被抓进收容所之前，实际上游离于户籍管理这张大网之外，而这种情形，是我们的户籍制度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根据一种超验的、户籍制度赖以植根的价值假设，如下推论是可能成立的：假如孙某人突然间春情勃发（单身汉出门在外，这是常有的事情），预谋扯下某位女士的内裤的话，他只需要提前买好车票，过把瘾就走，而不必担心广州警察会根据备案的户籍资料，在某个清晨摸到他老家炕头上。
　　这件事提醒我们，对于大多数中国公民来说，当你懵懵懂懂来到世上，爸爸妈妈就必须替你作出选择，要么主动申报户口，从此老老实实接受户籍管理，要么你长大以后最好别出门，出门就打死你。
　　孙志刚死了，跟他一起死的，还有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在我看来，无疑是个进步，体现在公民的生命权，从此多了一点保障，退一步讲，即使仍然有人因拿不出证件以至被打死，那么这种行为至少是没有依据的。
　　然而，狗的处境不容乐观。
　　大连最近开展了一场针对宠物犬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媒体也跟着鼓噪，一份曾以说真话闻名而今通体媚骨的小报，居然用大半个版面，历数宠物犬五大罪状，每条罪状后面附一则加黑的、显然出自“大连市养犬管理办公室”的编者按，如此这般，民众不堪狗患之扰，似乎已呈水火之势。
　　我这个人不喜欢被蒙蔽，也不愿意像傻瓜一样被欺骗，因此我从来不看报纸。这张报纸是马霞逼我看的，否则我还真不知道大连居然有个叫做“养犬管理办公室”的机构，而且还是官方的。根据一种不难理解的逻辑，基本上可以确定，一定是先有狗，然后才有了这个机构，那么我说，这个机构原是由狗这种动物派生出来的而不是相反，想必即使是体制内人士也不能否认，更何况狗是人类的朋友，是一种非常非常可爱的动物。
　　先不说纳税人花钱，养着一班专门管狗的官员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一件事情，也不讨论当今社会，究竟人患（如贪官污吏、失业、医疗黑幕等等）烈于狗患，还是狗患已经达到了非大力治理整顿不可的地步，我只想说狗证。
　　养狗必须遵从管理，具体体现就是必须给自己的狗办理狗证，其出发点无外乎狗们如果管理不善，那么它同时也是一种很讨厌且对人类有危害的动物，比如狂犬或弓虫什么的，而且有的狗还有虱子，阴天下雨身上还有腥味儿等等。凡此种种，都成为办理狗证的必要性，应当说，这种理念同我们的户籍制度至少出发点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办狗证，是户籍制度在私有财产领域内的恣意延伸，这一层，尤其值得警惕——我看见“执法”人员七手八脚把别人的宠物抓起来扔上车，狗的主人在后面跟着跑，一边跑一边喊一边哭，嗓子都哑了，突然就想到这个问题，同时，还想到了文革时期抄家时的情景。
　　这样下去如果有一天，养花要办理花证，养金丝鼠要办理鼠证，养鱼要办理鱼证，并且还要用税金养一大班人，成立什么“养花管理办公室”、“养鼠管理办公室”或者“养鱼管理办公室”，无证者抓起来打死或者晒死、干死，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奇怪的是，据我所知，谁家都没办理过蚊子证和苍蝇证，政府似乎应该把金钱和气力用在这里，把它们统统消灭才是！
　　办狗证比上户口简单的多，先注射疫苗，然后持免疫证明到公安局办理养犬许可证，再领一个牌牌挂在狗的脖子上，就可以在管狗的官员眼皮底下横着晃了。那么，为什么许多人不愿意办证，甘愿自找麻烦呢？
　　原来，狗证名为“办理”，其实是花钱买的，而且是一笔数目不菲的钱，每年办理一次，一次要花费中低收入群体一个月的工资，这让人不免疑窦丛生，究竟是管理还是借管理之名敛财，很值得怀疑，而且根据常识，由警察负责收钱就更值得怀疑。
　　怀疑归怀疑，如果你能让我相信狗们只要“办”了证，从此就不再扰民，不咬人腿，不在花坛草坪刨土，不随地拉屎撒尿，不跟同类吵架，也不在公共场所性交，那么我也能相信，这个政府还真是为老百姓办事啊。
　　报称，“有人不顾自家条件……养狗”云云，我认为这话说得尤其八卦，除了奉承一句“乞丐养孩子，乐趣自知，你他妈管得着么”，懒得说了

~燕子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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